中文深度讲稿 / AI reviewed
Michael Kratsios: Trump's Science Agenda, Anti-Science Claims, Fauci's Damage, DEI & China
2026-08-25 · 5,277 字 · 10 章节
这期节目讨论的，不只是美国该给科学多少钱，而是钱由谁决定、投给谁、怎样容忍失败，以及科学如何重新获得信任。我们沿着访谈顺序，听清主持人的数据与质疑，也保留克拉齐奥斯每项政策主张的条件。
从白宫协调到科学方法：OSTP如何回应“反科学”指控
先认识克拉齐奥斯的职位。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，也就是OSTP，负责协调联邦科学与技术政策。这个办公室于一九七六年依法设立，白宫科技咨询的前身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美国没有一个包办科技事务的超级机构：NSF管基础研究，能源部运营国家实验室，国防体系有DARPA等研发项目。OSTP的角色，是与总统确定全国科技议程，再协调这些机构落实。克拉齐奥斯还提到，特朗普第一任期里，他曾以美国首席技术官身份负责技术板块。
主持人接着直问：这届政府反科学吗？克拉齐奥斯否认，并以数周前发布的《Science: A New Golden Age》为证，称政府想支持青年科学家、重大突破和全美各地的研究者。主持人则引用《Nature》两千名读者调查：据节目说，百分之八十六支持卡玛拉·哈里斯，百分之六支持特朗普。克拉齐奥斯把这种裂痕归因于过去十五至二十年的科学政治化，并认为COVID时期把质疑特定权威等同于反科学，是问题的高峰。
双方给出的原则是：科学始于提问，经实验和数据修正观点，然后继续追问，而不是服从不可挑战的权威。克拉齐奥斯还把这套方法延伸到政策：联邦政府每年约投入两千亿美元科技资金，评价标准不能只有预算增减，还要比较不同机构、科学家、期限和配置方式带来的突破。曼哈顿计划与阿波罗计划，就是政府曾组织完整生态、完成重大目标的例子。
科研资金与能源路线：预算重配、DEI争议和气候政策
谈预算时，克拉齐奥斯提醒，行政部门提出方案，真正掌握拨款权的是国会。他说，给错误方向继续加钱不等于支持科学，政府的动作应看作重配。主持人称，二〇二五年政府中断、冻结或终止了约三十亿美元尚未支出的在执行拨款。NSF在节目中被称为美国校外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，资金多给大学研究者，年预算约八十亿到九十亿美元。克拉齐奥斯称拜登时期约四分之一NSF拨款涉及DEI，并把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的金额说成每年约二十亿美元、四年约八十亿美元；报告实际统计的是拜登任期合计约二十点五亿美元。他的结论是，申请应按研究质量和突破潜力判断，而非附加政治或社会议题条件。
气候部分，他转述能源部长克里斯·赖特的立场：气候确在变化，化石燃料增加了二氧化碳，但数据不足以称为“气候紧急状态”。他以RCP 八点五为例，认为极端排放情景被过度聚焦，并称相关机构后来不再采用。IPCC在二〇二六年五月澄清，它不开发或拥有这些情景，新的ScenarioMIP情景集缩窄了高排放端；这不等于IPCC宣布旧情景错误或亲自撤回RCP 八点五，后续报告还会评估新文献。政府偏好的路线，是投资能源技术，包括核能、聚变、太阳能和电池储能；其中聚变目标指向二〇三五年，这是目标而非已经实现的结果。
双方主张以新技术替代排放，不愿靠限制供给、抬高价格，让技术倒退三十到四十年。主持人用美国排放上下变化百分之五十仍难改变全球结果作例子，也提到中国排放。节目还称，全球约二十亿人用木材、粪便或木炭做饭，并援引联合国报告说室内污染每年造成约三百万人死亡。由此他们认为，单边限制效果有限，昂贵能源会先伤害低收入群体。
科学产出为何失速：元科学、Golden Tickets与弹性拨款
美国并非毫无进步。主持人列出人工智能、基因编辑、基因组研究和飞行汽车，但他认为投入增长没有换来同比例突破。NIH预算在节目中的数字是：一九九八年约一百四十亿美元，二〇〇三年约二百七十亿美元，二〇二四年约四百七十亿美元，较一九九八年超过三倍，突破性疗法却未同步增长。他还引用“Eroom’s Law”，称药物研发每美元产出自一九五〇年以来下降约八十倍，大约每九年减半。克拉齐奥斯同意科学存在停滞，并以协和式飞机停运后、近十到二十年的飞行速度不及过去为例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一是容易解决的“低垂果实”可能已经摘完；二是NIH、NSF长期重复原有资助流程，只加预算，没有创新科研组织方式。因此，他们不只要重算投入，还要重选科学家和机构。报告提出在NSF、NIH设立元科学单元，用实验比较拨款机制，再按结果调整。
普通同行评审组约三到四人，容易选择共识安全区。NSF计划测试“Golden Tickets”：每位评审者有一到三张票，可独立支持非共识项目，不必全组同意；节目说丹麦等地试过类似办法。其风险投资类比是，十个项目九个失败，只要一个产生百倍价值。克拉齐奥斯称NSF拨款通常约十八个月，但NSF二〇二四财年Funding Profile给出的研究资助平均期限约三点一年。他真正主张测试的，是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快速资金，以及三到五年的长期拨款。要注意，这些是准备测试的机制，节目并未声称已经证明有效。
从个人资助到国家任务：分散科研生态的组织逻辑
主持人提出，科研资助可以像风险投资挑创业者：先识别优秀的人，再给自主权。斯图尔特·巴特菲尔德的原项目转向团队通信工具时，据说约剩三百万美元，后来Slack以约三百亿美元出售；这个商业故事用来说明，最初项目失败，不等于个人失去价值。克拉齐奥斯举NSF研究生研究奖学金为例：资金跟着个人走，大学为人才竞争，节目称每年约二千六百个名额。主持人甚至设想给科学家十年自主期。这样可减少逐项审批，让研究者随证据转向。
但个人自由之外，也有国家任务。克拉齐奥斯说，美国仍能组织阿波罗式工程。节目列出的目标包括：二〇二八年美国人重返月球、在太空部署核反应堆；二〇三〇年建设月球基地首批要素；二〇二八年形成有科学意义的量子计算机；二〇三五年推进聚变。Genesis Mission则要用AI加速材料、化学、数学和物理研究，目标是让美国科学产出约翻倍。这些都是目标或计划，不是已经发生的成果。阿波罗、曼哈顿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参照范式。
政府的边界，是支持市场缺少动力的早期、竞争前基础研究。主持人说商业AI已有数千亿美元私人资本，所以克拉齐奥斯不想与企业比商业投入，而想让基础研究者使用AI，并建设服务科学发现的量子工具。组织上，美国以NSF、能源部、DARPA等分散机构竞争；DARPA人员和国家安全研发人员留在国防体系，贴近实际用户和任务，而非集中到统一科学机构。他把中国描述为自上而下集中安排，并称二〇一九年管制后其EUV光刻仍无突破；公开报道显示中国已有原型机，但尚未实现可商用量产，因此“没有任何突破”过于绝对。这个例子说明的是，集中资源也不保证成功。
战后科研资助模型为何需要更新
科研资金可以流向政府机构、大学、企业，也可以流向独立非营利研究组织。克拉齐奥斯把今天的框架追溯到一九四五年：二战结束时，万尼瓦尔·布什回应罗斯福对战后科学体系的询问，写出《Science, the Endless Frontier》。这本报告此后约七十年像一颗“北极星”，形成两条主渠道：联邦政府资助大学做基础研究，国家实验室承担政府内部研究。
问题是，出资结构已经翻转。节目称，当年大约百分之七十研发由政府支付，私营部门占百分之三十；今天私营部门约占百分之七十，联邦政府约占百分之三十。与此同时，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、Mayo Clinic、Max Planck Society及其研究所等独立研究组织和慈善渠道兴起。克拉齐奥斯并不否定战后模式的历史贡献，而是说，一九四五年的大学中心结构已经无法完整覆盖今天的科研生态全貌。
他的判断顺序很清楚：先问企业和慈善机构是否没有动力投入，再根据人工智能、量子、核能、生物等国家优先事项补足缺口。民选政府制定预算，本来就会设优先级；但选谁，应以科学家和研究水平为中心，而不是只看机构类型。大学研究者、聚焦型研究组织，甚至在个人车库工作的科学家，只要通过相应评议，都可以资助。这样既避免重复私人资本已经愿意做的项目，也不会因传统渠道偏好，错过新组织和个人人才。
中美科学竞争与美国创新生态
主持人用两组数字打开中美竞争。他称，中国研发支出从二〇〇〇年约三百三十亿美元，增至二〇二一年约六千七百亿美元，增长约十九倍；同期美国约增长三倍。他还说，约十年前美国论文数是中国两倍，如今中国在多数领域约多百分之五十，部分生命科学领域除外，不过他也承认论文统计难核实。问题因此变成：科学为何要从国家竞争角度衡量？
克拉齐奥斯的答案是，科技领导力会变成经济与国家安全能力。半导体、Transformer和大型语言模型都说明，基础发现可以长成关键产业。可他认为，美国优势并不只是中央计划，而是政府科研、产业、风险投资、自由市场商业化的组合，再加上对全球学生、研究者和创业者的吸引力。人才愿意来美国学习、创办企业，本身就是创新资产。
所以，集中与分散不是二选一。人类基因组计划、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，适合由国家围绕明确任务集中资源；未知发现和商业化，则需要多机构、多资金来源和市场竞争，允许失败与并行探索。节目给出的比较框架，也就不只是论文多少、预算多大，而是基础研究能否被转成企业、产品和安全能力，一国又能否持续吸引人才。克拉齐奥斯主张的，是把少数国家级大任务与分散式发现组合成投资组合。
关键技术依赖与本土STEM人才
克拉齐奥斯把中国的产业策略描述成一条递进链：复制美国知识产权，做出低价替代品，向美国市场倾销，迫使美国企业退出，最后利用依赖施压。他称，中国已对关键矿产采取或威胁采取限制，因此美国要为关键矿产供应独立做准备。在这个框架里，科研竞争不止发生在实验室，也会通过知识产权、矿产和供应链变成产业安全问题。
主持人则从效率发问：中国论文在许多领域增加，是否表明其发现科学已经领先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链成本，会不会提高每美元产出？他说，中美研发投入大致相当，但按不同估算，中国每美元科研产出可能是美国的二倍、四倍或十倍。这些是节目中的估算区间，不是一个已经确定的统一倍数。
克拉齐奥斯把答案转向本土人才。他称，大约三十年前，计算机科学博士获得者中约百分之七十是美国人，百分之三十是外国人，如今比例反转。因此，美国既要鼓励更多本土学生进入STEM，也要照顾刚完成博士、开始学术生涯的青年科学家。节目把他们描述为技能很高却收入偏低、最需要入口与稳定支持的一群人。背后的推理是：如果博士培养长期依赖外国学生，而本土科学素养与供给不足，那么即使美国拥有资金、实验室和市场，也可能缺少维持长期竞争的人才底座。
留住全球人才并重建英才教育管线
人才政策不能只走一条路。主持人希望美国更积极留下在本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，因为中国也在吸引全球研究者；中国学生取得美国博士后回国进入实验室或产业，就是他担心的人才流失。克拉齐奥斯提出双轨方案：优先让更多美国青年进入STEM，同时让愿意留下的外国人才通过合法路径留美。他称美国STEM博士候选人中约七成不是美国人，但公开数据不支持用这个数字概括全部STEM。NCSES二〇二四年学位获得者数据显示，临时签证持有人约占全部博士的三分之一、科学与工程博士的百分之三十八、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博士的百分之六十点七。这里说的是学位获得者和签证身份，不是所有在读博士、出生地或公民身份；人才管线对国际学生依赖较高，才是他的核心警讯。
本土培养还要前移到中学和高中。克拉齐奥斯说，NSF过去支持过资优学生项目，后来停止，政府应重新鼓励高表现学生。双方批评取消高级代数、弱化SAT要求，认为这会削弱潜在科学家的成长路径。节目举了旧金山停止教授高级代数、加州大学SAT争议、伯克利补救数学三个例子。主持人还回忆，在SAT满分一千六百分的年代，伯克利录取者大约要一千五百分；这是他的个人回忆。
最后，教育管线要与科研资助接上。《New Golden Age》强调围绕科学家本人，而非大学名头、组织类型或出身设计奖学金和拨款。可携带资金让个人选择环境，机构则为人才竞争。完整路径是：早期识别高潜力学生，扩大本土STEM队伍；同时合法留下全球博士人才；进入职业阶段后，再用个人导向资金支持青年研究者。只靠移民，或只靠本土培养，都不足以解决美国的人才缺口。
从公共信任到基础研究：修复科研队伍与科学形象
主持人说，二十世纪科学家曾像名人一样受认可，如今科学和技术却常被看成精英工具。他举谷歌的Demis Hassabis及其诺贝尔奖为少数当代“明星科学家”，又说“百分之九十的人讨厌AI”；后者只是现场夸张，没有调查来源。克拉齐奥斯认为，安东尼·福奇和COVID时期的公共卫生沟通，严重伤害了科学信任。
他举出的矛盾包括：学校要求口罩，社会允许集体抗议，却限制家属探望临终亲人。双方认为，当不少判断缺少足够经验数据，却都被包装为“相信科学”，提出疑问的人还被叫作反科学，具体政策的不一致就会变成对整个制度的不信任。RCP 八点五再次被引用：节目说三四年前质疑它会受强烈批评，后来情景又被撤下。IPCC在二〇二六年五月澄清，它不开发或拥有这些情景，新的ScenarioMIP情景集缩窄了高排放端；这不等于IPCC宣布旧情景错误或亲自撤回RCP 八点五，后续报告还会评估新文献。克拉齐奥斯的修复方案，是允许异议，让科学回到提问、实验、学习和修正。
队伍结构也要修复。他称NIH内部研究人员年龄中位数为七十一岁，但当场说还需进一步查明细节；这项数字因此只能作为他的转述。主持人担心AI吸走政策注意力，让物理、数学、天文学被忽视。克拉齐奥斯说，《New Golden Age》发布当天，OSTP与OMB同步发布年度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，要求NSF等机构在预算中优先基础研究。因为商业AI已有大量私人资本，政府更应支持只有政府愿意承担的纯科学、长期研究，并给青年科学家新的入口。
从备忘录到拨款：政策落地与跨政府延续
政策怎么从报告走向行动？克拉齐奥斯说，第一份实施文件就是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，向各科研机构说明未来预算重点和做法。研发支出超过三十亿美元的前五个机构，要在发布后九十天内交实施报告。他还把NSF X-Labs和产业合作的四年制博士项目视为与政策方向一致的机构行动：前者支持聚焦型研究组织，后者希望让毕业生更快进入企业。不过，X-Labs于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启动，早于七月二十一日公开的报告，不能把它写成后发报告促成的结果。报告之后仍要通过预算指导、机构实施和国会拨款，推动《New Golden Age》的方向落地。
主持人担忧，国会议员总想把钱带回本选区、本州，科研资金会从任务导向变成地区分配。克拉齐奥斯认为，改革资本配置、资助不同机构、支持个人科学家，多数具有非党派或两党基础。他的平衡办法是：承认东北少数机构的优秀工作，同时在全国寻找最佳科学家，无论在哪一州都按研究水平资助。这样既守住质量，也让更多地区受益。不过，他并不轻描淡写，直言国会推进仍会很艰难。
最后，主持人假设二〇二八年换成另一种政治路线的总统。克拉齐奥斯说，回归科学方法和改革科研生态具有非党派性质，可能形成制度记忆。他希望在未来两年跑出成效；如果预算、机构项目、全国受益面都出现可见结果，继任者逆转政策就要付出更高政治成本。这是对延续性的预测和策略，而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。